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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22 | “追忆逝水流年”之一：村庄
没有几个人可以对自己的懵懂岁月做一个清晰肯定的脉搏梳理，童年中的往事，种种的经历，都因为岁数太小，认知能力薄弱，和记忆力还不成熟，而感觉是虚无缥缈，恍若隔世。母亲说我小时候很愚笨，说有一次被二哥和另外一个同龄的儿时玩伴一头一尾抬着“打夯”，母亲找到我的时候，我身上满是灰土，坐在家附近的一个天井边直哭。在我的记忆里，我不记得有这样的一次不光彩的遭遇，无论我怎么去尽力搜寻我的记忆的每个角落，最后还是徒劳；二哥说他也想不起有这样的事情，不知道他是不好意思承认他儿时勾结外人欺负骨肉兄弟呢，还是他的意识里也找不到这件事的踪迹。所以，我直觉得相信，在真正懂事，有个人的认识能力，或法律上说的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以前，个人的阅历遭际，都只能在你的心灵或脑海中留下一道似是而非，无法下定论的混沌一团，就像迷宫一样，当你认真论证推理着试图走出迷宫的时候，你发现自己在混沌中陷得更深，原先的自信也逐渐褪化，而当你漫无目的地信步在人生的迷宫时，一件很古老的往事却随意地浮出了混沌，脉络清晰分明，你在诧异之余也坚信着它的存在。
但有些东西还是记忆比较深刻的，因为感触刻骨，或喜或悲，或情或仇，因为刻骨而难以释怀；因为景物尚存，无声地见证着往事的真实，难免触景生情，往事就不经意地浮上心头。就像我出生的那个小村庄，现在的规模与我记忆中的轮廓似乎变化不大，还是那么的零碎闲散，偏狭闭塞。村子依着闽江展开，其实就延伸几百米，所以说展开就有点夸大它的规模了；三座矮山头占据了其他的三个方位，紧紧挤压着中间几百亩大的房屋和田地，所以是典型的丘陵地形。有山有水，却算不上江南的水乡，因为缺乏小河溪流蜿蜒盘旋着编织成水乡血脉的那种缠绵逶迤，也没有扁舟依依穿过苔鲜支离的小桥一座又一座的桨声灯影，同样也缺少了运河边浣纱女的婀娜身影和谈笑风生，所以山水就缺乏了柔情密意和灵性洒脱，显得呆板，死气沉沉。因为依着闽江，村子里就有个码头，靠水吃水，码头的存在也有很长的年头了，面貌也随着时代在不断改变着。因为是闽江几公里的这一段惟一的一个过江的交通要道，所以，那个时候的码头非常的繁忙，来来往往的人也很多，所以很嘈杂，尤其在早晨的那段时间，更有点人潮涌动的繁华商业景象，买菜的，卖菜的，吃早点的，卖早点的，批发商品的，搬运货物的，赶轮船的，各色人等都在忙着各自的生计；吆喝声，叫卖声，拖拉机发出的刺耳声，汽轮喇叭声，搅得码头的空气浑浊躁动，蠢蠢不安。因为有了码头，本来很偏僻蔽塞的村子声名远播，人们记得这个村子的名字，因为他们都曾经从这个村子的码头走水路进城里。
这个村子还有一个值得记载的地方，就是码头西面的一座古塔。古塔伫立在闽江边的一块突兀而起的不算高的高地上，眺望着川流不息的江水浩浩荡荡地奔流着，百年复百年。古塔是用花岗岩石片砌成，四角七层，翘檐实心，由于岁月风雨的冲刷，外观呈斑斑点点的黑褐色，传递着历史的沧桑感。据考证，这座塔建于公元702年的唐朝，塔底层刻有“镇国宝塔”四个字，每面都刻有一个佛像的浮雕，可以想像建这座塔的初衷是为了镇水妖，抵洪水，保一方平安。1984年维修古塔的时候，工作人员在塔中发现了五代闽国时期的铁钱，孔方状，和中国封建社会流行的铜钱一样，据说因为闽境缺铜，当时就铸铁钱，与铜钱并行于市，实行的是一种双货币制。至于为什么会有铁钱在塔的实心里，就不得而知了，但既然是货币，就该与商业市场有关，或许是一种祈求生意顺利，商业兴旺的象征，暗示着这个村子和它的码头曾经的热闹繁华，也给这个村子增添了一份历史的深沉和厚重感。塔所处的高地的脚下，就是渡口了，那时每天都有不少的人要摆渡到江的对面，还有人坐渡轮顺江而下，走一个小时左右的水路进福州城。在朦胧阴冷的午后，你坐着轮渡，站在船头，感觉着江面的气流从你的耳边鬓角匆匆地跑过，看着两岸稀稀拉拉的民居庸懒地躺在墨绿色的山峦和树丛交织的背景里，也是一种萧瑟的心情，就像鲁迅坐着乌蓬船穿行在《故乡》时对久别重归的故地的暗暗悲凉。当然，那时的故乡并不似鲁迅要回的故乡，还是很兴旺，有活力的，在那个交通工具还不发达普及的年代，作为一个货物中转码头和交通要道，故乡极力表现着自己地理位置的优越，聚敛又辐射着来来往往，形形色色的人，也极力展示着小村的博大宽容的胸怀，同时掩饰了小村的小气，蔽塞和狭隘。
这个就是我出生的小村子——**村，稍知道福州历史的人都知道，福州市原先就命名为**村，我不知道我出生的这个村子从什么时候开始沿用了这个名字；据说原先码头那块地方被称为“浮歧”，就是水流急，很容易被洪水淹没的意思，整个村子分为上市，中市，下市，后厝，关厝，江里和紫山，其实分的地方多，但人口却很少，每个地方只有几十户的人家，大概是按着姓氏人口的集中度来划分居住的，从中可以看出传统社会中宗派姓氏势力的遗迹和人口分布的规律。王赵陈是这个村子的三个大姓，占了将近80%的人口，而其他的几个杂姓则零散着分布龟缩在他们之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江里的人家，原来只是几家捕鱼为生的渔民居住的小沙丘，这个沙丘离岸边有二三十米远，有一座石头堆砌的大坝通到那里，沙丘上树木葱葱茏茏，后来物以类聚，许多的渔民都定居在了那里，繁衍到现在也已经有了几十户的人家。但因为他们都是外来人口，没有自己的宗性派别，所以原住民就拿另类的眼神看他们，虽然也客客气气，也只是故作大度的自我陶醉。在宗派凝聚和分立上，这个村子典型地表现出宗派在闽省的根深蒂固和影响力，是传统力依然左右下的宗派拼凑而成的行政混合体。
一条防洪堤将这个村子一分为二，大部分的人家都在防洪堤外，后厝和关厝的人家住在堤内，但是人数最少的分支，占了堤内两小角的地方，其他的都是田地。其实，在这条防洪堤的再往里几百米的地方，还有一条更宽更高的主防洪堤，因此，外面的这条堤应该是村民们为了两条堤之间的几十亩的田地免遭水灾而自发修建的。整个村子的生活—生产区域的分布，很显然是重农主义模式的，在以农耕为主要经济支柱的农村，不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只要面朝黄土背朝天，靠地吃饭的产业模式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那么土地就依然会被农民视为自己的命脉，所以，这个村子的人或许很早以来就自觉地靠着江居住铺开，并自觉出力修了一座堤坝，保护着他们的命根，而他们自身在每年的七八月份都要因为闽江洪水泛滥而疲于搬家当，赶牲口，冲洗房屋，如果遇到六年一个轮回的大洪水，他们就得做好畏缩在阁楼里挨饿，担惊受怕的心理和生理上的准备。人比地贱，没有了土地，没有了田地收成，农民就失却了赖以生存的基础；在人口急剧膨胀，土地资源效益递减的传统社会中，对土地的抢夺是残酷无情的，在土地面前，人如草芥，就像杨白劳，因为土地而失去女儿，而服下卤水自杀。相信在这个村子里，曾发生过人被洪水卷走的惨况，曾有人因为一小块土地的纠纷而大动干戈，在自然力和世俗弱肉强食的规则两面夹击下，这个村子依然没有走出夹缝的两难境地——在我出生的1979年——如中国千千万万的农村一样。
在我出生的前一年——1978年的一场大火把中市的几十户人家烧成灰烬，我不知道那场大火是怎么烧开的，有没有夺去人的生命，有没有人因为出逃的时候落了什么贵重的东西又折回去而有所闪失。那场火蔓延了三四十米才平息了肆虐，留下一段废墟，拦腰截断了村子的连续性，村子里没有多少人太在意喧哗这场无妄的血光之灾，但它似乎预定着1978年后这个村子的命数。灾后重建工作很快展开，新的白色砖瓦房很快就掩盖了被烧焦的黑土，齐整地排在路的两旁，连接上了被截断的村两头。因为原先的人家都是红泥木结构黑瓦的房子，大都有上百年的历史，显得很破旧惨败了，有些墙上的泥土都脱落得斑驳迷离，木柱子也显得有点力不从心，甚至有的倾斜成比萨斜塔状，让人见了惊悚，却很少见它们倾倒或折断下来，足见古民居建筑的结实和造诣，而新建的都是清一色的白墙砖瓦房子，四四方方，平平整整，所以，与原先苍老，呈岁月留痕的灰黑色，传统厅堂—正房—偏房—后院布局的老房子比较，这两排现代化的废墟填补就显得不合拍，不协调，像一个缠过足的小脚女人偏穿着高根鞋，把脚挤压进狭窄的空间就已经是一个“苦难的历程”，要走起路来就更是趔趔趄趄，如风吹杨柳般地飘摇了。说到整个村子民居的布局，也还是保留着传统的模式；因为居住区是沿着江铺开的狭长的一个面积，就像一条犬牙交错的麻布，一条主街道穿过麻布的中央，将它分成更狭长的两个住宅带，宽度也就只能容下一户人家，所以，大多数人家的门户都朝着主街道，顺着街道一字排开，构成了这个村子民居的主格调，而其他充分开发麻布的棱角地带零星分布的人家，就配合着主格调，凑成村子格局的协奏曲。每几十米连在一起的人家之间，就隔着一条小巷子，方便平时的进出往来，上工下地，也铺设了石阶路通到江边，汲水的，洗菜的，浣衣的，还有洗澡的，都从石阶路上走过；石板已经被磨去了边角，有些滑脚，也有的上面点点坑坑的，想是因为石阶在几棵树环抱下，被树叶渗下来的雨水滴溅成这样，滴水可以穿石，却需要百年千年的光阴，石阶路作为村子长远而便捷的固定投资，在极易被村民遗忘中，静默地守望着村子的水脉，在承载村民的踩踏中履行着村子年龄的无言的见证。
（原200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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