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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22 | “追忆逝水流年”之二：没有历史的一代人
在1978年的那场血光之灾后的第二年的九月，我就出生在了这里。母亲说我出生的那天，刚好是家里新盖的砖瓦房封顶上梁的日子，大家都忙碌着，我却很不识时务地出世了，忙中添乱，给家人来了个措手不及。因为是在那场大火刚过去的一年，所以，很多年以来我都觉得我是伴着那场大火出世的，那场火一直以来都无形地燃烧在我的心里，影响着我的个性和成长；在五行当中，水克火，火克金，水可以浇灭火，火可以将金属熔解，我不相信八卦五行中的玄妙说教，但如果用“水克火，火克金”的说法来形容我后来的性格定型的话，还是比较的中肯，性格即人生，西方的这句谚语很好地解释了人活一生，纷繁百态的宿主，所以，我后来的人生就一直都燃烧在那场火中。
从国家法律的角度出发，我是可有可无的，也就是边缘性的产物。新中国早在1971年开始，就由于人口急剧膨胀的压力而开始强迫计划生育，计划生育的立法也从大火暴发的1978年开始，在这年的三月，计划生育被很让人费解地写进了国家宪法，但此后的专门法一直处于论证起草阶段，在2001年以前都是以行政命令，方针政策的形式要求地方严格计划生育的。在这之前，一直都是以“只生一个好”“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口号来教育规范中国人对孩子数量的偏好。母亲在怀我之前，已经为我们这个家族续添了两柱香火，所以，就我们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情况而言，“只生一个好”和“少生”这两项就已经没有严格遵守了，没有紧跟党的路线走；在农村，虽经过新中国几十年的发展改造，在改变了物质层面的落后愚昧之后，在意识观念的精神领域，农民在还没有完全习惯新中国的新思维，新意识，新观念的时候，几千年以来浓郁的小浓意识依然密密地笼罩在农村的上空，不时左右着农民的思维行为。所以，我们家早早就置备了大哥和二哥，也可以说是他们赶上了无法律节制生育的最后一班地铁，既然是最后一班地铁，那么抢着上的人就很多了，因此，虽然绝缘禁区的文革使我们还无法准确知道那段历史的历年人口变化，但从1972年至1975年，新中国仍经历了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期，而整个七十年代，中国的人口也暴增了3亿，正好与国家开始定计划抓生育的时间段吻合；人口没有多少接受过正规教育的农民，对中国的政治风头转向和气味总有着一种天生的敏感直觉，所以，在预感到政策法律的发展动向后，他们总是会上演一次“最后的疯狂”，分享了传统的繁衍生息逻辑的最后晚餐。父母亲是在都接近而立之年的时候结为连理的，在“晚婚，晚育”号召喊出之前就很凑巧地已经实现了这个号召，有点先验先知。从时间的推算来看，母亲是在计划生育被写进宪法大纲的几个月之后怀上我的，所以，因为这对夫妻已经养了两个孩子了，还都是男孩，就算不顾虑国家的计划生育方针，单从最朴质的传宗接代，生子养老的功能来看，也应该满足于目前的家庭人口分布了，因此，从国家大法来看，我就有非计划生育的嫌疑，但在具体的细则，实施办法出来之前，单凭宪法大纲上的“计划生育”四个字还是不足以阻止我出世，把我扼杀在胚胎里的。那时对“计划生育”的理解还没有定论，你不可以数量来限定生育，但婴儿素质是长远投资，发展前景看好也可看坏，狄更斯就有几个弟妹，英国人不会认为他的父母生育没有计划，而应该感谢他们给英国“伟大的传统”生育了一个文学大师；什么是“计划生育”，没人可以下个定义，因为太模糊了，也显得不够仁道宽容，要不是人口形势逼不得已，没有一个政府会有勇气实行这个政策，还赫然写在国家宪法大纲里。于是，我就处在宪法的明文与法律的待定的夹缝当中，同时行政性的强制生育措施也随时威胁着我的生命权；或许是我们家已经有了两个男孩的缘故，又或许迫于村里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的压力，母亲最后下了决心不要肚子里的这个孩子了。
谁都可以想像做母亲的要打掉肚子里已经几个月的骨肉是多么的令她痛心，下这样的决心又需要多少的想前思后，辗转反复，百般无奈。冥冥之中，我依然可以看见在春末那个平静的上午，母亲手抚着我，神色黯然地走在那条坎坷不平的街道上，街上没有几个行人，年长的下地赶着春苗去了，年小的都去学校了，母亲就一个人走在去镇医院的路上，我不知道父亲去哪里了。这条主街道其实大部分路段是赤裸裸的土路，一下雨路面就泥泞不堪，人在上面踩来踏去，就成凹凸不整的狼藉一片，好像中了麻风的脸，只有几小段是偶尔的石板路面，在被踩压了上百年之后，也是上下不平，磕磕绊绊的，起风的时候，卷起的红尘纷纷扬扬，迷茫了人的双眼，如果遇上每年七八月份的台风天气，那么满街就浑浊成一团，空气中饱含着灰尘沙土被狂风夹着乱敲着紧闭的房门。不过，那是个阳春的日子，暖暖的阳光投在路旁百年的老屋子的木门上，一只母鸡用爪子在墙脚乱抓着稀松零碎的土块找着其中的微生物，几只小鸡叽叽喳喳地在它的周围抢食吃，沐浴在难得的温暖空气中；母亲看到路旁的几棵老泡桐树已经开始发芽了，零星的白花朵迫不及待地从叶子间蹿了出来，就像稻田里刚抽出来的麦芒穿越过时间的轮回在告知着这是公元后一千九百七十九年的一个很平常的午前。母亲捋了捋额前的几缕乱发，环视了一下四周，没有熟人，几个皱纹似纵横交错的枯藤爬满干瘪的额头的老人，坐在暖暖的阳光底下昏昏欲睡；坚定了一下，母亲又踯躅地迈开了步子。
如果母亲就这么一直走下去，没有曲折，那么，这个世界就没有了我，没有我的存在，世界还是那个世界，家庭还是那个家庭，我短暂的存在价值就在于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可行性提供了一个卑微的实证，和母亲对我的一点愧疚。母亲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小姨，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在半途中劫下了我，就像古代一路红尘的传令兵在屠刀就要落下的那一刻赶到刑场，远远地就大喊“刀下留人”。我大概可以想到小姨说服我母亲生下我的几大理由：一，已经养了我好几个月了，不要了可惜，浪费时空资源；二，要打掉已经几个月的我也不是那么容易，对母亲有生命危险，流产也很损害健康，我人没了也留下后遗症；三，计划生育的金箍奏也不是太紧，还是可以网开一面，让我绕过它的；四，农村里养个孩子也不很劳心劳力，把我跟放羊似地放出外面，成活率也很高，说不定放羊还放出个像苏武一样的人物。所以，从可行性研究，风险和机会成本分析，堕胎都是不可行的，我有存在的合理性，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何况我还是个地球上最高级物种的小生命，从人道的精神出发，也不应该毁掉我。于是，这个清清凉凉的世界又多了一个人，一个从法律的边缘漏下来的机会主义分子，一个拥在人群中跟在末班车后面邋里邋遢地紧追不舍的毛头小子，有人落下了，怎么都没赶上末班车，这个毛头小子运气也算好，哧地跳上了车尾，跌得很重，还是爬起来回过头，跟过去，跟传统说了声“永别了”。
所以，我们家在计划生育政策上又打了一个擦边球，孩子没有“少生”，还都是男孩，超生游击队怎么打游击都打不出个男孩子出来，看来在各家各户孩子性别的比例分配上遵循的是自由组合，不是按需分配，概率论研究得再透也是徒劳，运气差喝水也会塞了牙缝。但计划生育政策在我们家也不是彻底失败了，在三个兄弟当中，我的学历是最高的，书看了一本一本，知识也累积了一层一层，不能说我就是个人才，但起码也不是个蠢才，凑合着还能符合“优生”的政策。所以，我觉得计划生育政策的几条方针不是很科学，少生和优生没有必然的联系，少生的不一定就都是优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情急抱佛脚中孤注一掷地与历史面对面地做一次大胆的赌博，赌注大，输赢也大，就像一个杀红了眼的赌徒，在输得返回到原始社会后，把在他的价值理念中也可以做赌本的老婆和孩子做最后的疯狂。少生是绝对的，优生是在少生基础上的一种假设，这就是计划生育的赌徒逻辑。
我本不占了许许多多赌注中的一个筹码，只是这个赌徒随意中又多仍了个我进去，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也不少，不影响他的赌局胜败。我们这代人，被称为文革后一代人，既没有经历过新中国之后革命的浪潮，也没有跻身于文革的洪流中，所以不是红色的一代；也被称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人，都说赶上了好时代，享受到了改革带来的种种优越，幸福于我们的父辈祖辈；又说我们是计划生育后的第一代人，在痛下极端手段后要极力打造的“少而优”的一代人。这许多的特殊，似乎都注定了我们这代人都将会有与前辈人差异很大的人生，走一条与他们截然不同的道路。不知道是有幸还是不幸，我匆忙中也搭上了这班车，虽然，在车上我算不上什么人物，只是一具蜷缩在一角的瘦小单薄，不起眼的躯体，但能够占着一角看着周遭许多不平凡的人和事，偶尔也加入谈论，偶尔也有动作，畏畏缩缩地，战战兢兢地，也感到一种满足感，甚至自以为的自豪感，就像一个跟随拿破仑横扫欧洲大陆的小兵或伙夫，亦步亦趋地跟着大队伍，做着自己的本份，随着形势和战略的变化而顺水推舟，而激流中藏身巨人身后，默默无闻中翻过阿尔卑斯山，趟过俄罗斯大雪原，最后又静静地坐在法国乡村的长木椅上看带血的落日渐渐西斜。
当二十四年之后回头看这代人的时候，有人写下了：
“他们是没有历史的一代，与过去的一切都没有关系。他们出生在所有悲剧结束的时候，但是他们还是比其他国家的同龄人都经历了更多的变化，因为他们是在变化最大的国家中长大的。要论两代人之间生活的差别，全世界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巨大。”
（原2004-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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