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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22 | Q之印象
一
严格地说，这是我第二次见到他。初次见面是在年初的北京书市上，当时avant-courier书店的经营状态不佳，他蛰伏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才最终露面。只记得他在我们的书上指指点点，说这个好那个好，停留的时间也不长，所以谈不上有什么印象；只记得他的金坛口音听起来很吃力，还得旁边的G帮他打圆场；还记得他当时的精神状态也不怎么佳，越想表现得神情自如，越让人觉得有点窘迫，可能是与书店经营惨淡有关。
还是一副黑边眼睛，格子衬衫加一条休闲牛仔，再次见到他，他就显得神清气爽了许多，可能还是与书店经营有关。位于广州路173号五台山体育场地下停车场3000多平米的书店已经基本上轨，这一份巨大的“乡愁”或许可以暂时让这个“大地上的异乡者”感到几分慰藉。办公室过道墙上，悬挂着avant-courier书店的过去，第一张照片就是许多人再熟稔不过的Q之印象。照片里的他，一袭缁衣，双手交叉在胸前，左手夹着一本书，看不到封面，背后是一面整齐的书籍，表情冷峻，一副学者气质中不乏洒脱。老实说，至少从这副印象来看，他还算是个可以迷倒万千爱书女的帅男。以黑白为主色调的设计风格，让书店显得大气，穿透了空间的界限，Q希望这样可以达到“搅拌着乡愁”的感觉；他说，他还是喜欢广州路12号南大附近的那家老avant-courier，一个怀旧、愁乡的人，一个视他乡为故乡的人。
他还算是个健谈的人。话题跨度较大，avant-courier书店的历史、定位，书店的经营、活动，喜欢的散文、作家，知识分子的使命，都是他擅长的谈资。幽雅闲适的书吧，品着柠檬茶，听着喇叭里飘出来的轻音乐，就像飘在了一种书籍氤氲出的淳淳气息里。几个学生模样的小年青，身子几乎瘫在沙发里，随便翻阅着从书架上取来的图书，偶尔还探头看着这边的我们，主要目标应该是Q。其实，这样的氛围，重要的不是书本里的知识，而是你对文化的倾情，以及文化对你的熏染。“我不在家，就在去avant-courier的路上，如果不在路上，就在avant-courier书店里喝茶。”虽然这种庸俗的强奸名言令人反感，却可见一般读者对avant-courier书店的迷恋，直至发痴。Q说他喜欢年青人，喜欢看他们在自己的书店里徜徉流连，偶尔还可以和他们闲聊上几句，谈谈对某本书的感受心得。每天早晨，他都步行穿越过南大，看路旁的树木投在地上的碎影，看晨曦一点点流出来，看周遭擦身而过的上学郎，他就可以感觉跃动的生命，感觉生活对他的恩赐。这个时候，一个散文的钱小华就升了起来，抓紧短暂的时间呼吸文绉绉、慢条条的空气，然后融化为先锋的一种气质。
二
“知识分子的堕落，比群氓的堕落要可怕得多。”在一个谈业务的场合，这样的话显得如此不合时宜；也只有在与书籍打交道的书商之间，才有可能听到这样不止超脱了一般商业长谈的话语。Q试图贴近知识分子，这是我的个人看法，或者说，在我看来，他希望自己是知识分子的守望者。他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一个社会没了良知，不论其他方面怎么发达，这个社会还是玄了。在任何时代，知识分子都是一个尴尬的角色，社会的良知一不小心就可能滑落为虚伪、贪婪、怯懦、矫情、妄想和自恋狂，诚如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所透析的那样，知识分子自身的死穴使得在他们光辉形象背后的生活细微是如此的黯淡无光，甚至污浊不堪，有人甚至以“性、谎言、暴力”概之。Q痛恨知识分子的堕落，他坦言我们这个社会有不少的知识分子在堕落，不少人打着知识分子的幌子，到处招摇撞骗。他喜欢一些人，不喜欢一些人。他希望avant-courier书店可以扮演一种“现代思想阐释者”的角色，像书店大厅尽头默默的“思想者”一般，默默地承载时代的良知。Q当过政府文员，做过国企工人，卖过茶叶，从政府辞职之后，在南京城南“开一家书店，很温暖”。“城南旧事”里的Q，几经颠簸，avant-courier也渐成气候。现在的Q，凭着这段旧事，谈到年青人的未来，总可以中气十足地说“创业”。我无从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执着于开书店，这么关注知识分子，或许在经历了官场的失意、国企的腐败、商场的狡谲之后，他最后选择了回归，“自己从小就喜欢读书，一只跟书为伴，……觉得这个也是生活的一种趣味，就开了这么一家书店”。或许，只有在“这么一家书店”里，他才能从过去的种种苦闷中解脱出来，找到一方净土，实现社会良知与自我救赎的双赢。或许，也只有那些达则兼济天下、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才是他开“这么一家书店”的精神底线。我相信，如果可能的话，他希望自己可以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越出其专业领域经常在公共媒体或论坛上就社会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分析和评论的知识分子，或是由于在特定时期自己是社会的热点问题而把自己专业的知识予以大众化的并且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关注的知识分子”，甚至在直面中国当前的社会危机，“无法对政治袖手旁观。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只有表现在从事政治活动和关心政治上”。Q的阅历尚无法使他成为一个知识分子，而他个人的历史却把他推到了知识分子的立场上，这是怎样的一种荒谬和尴尬，或许只有他自己深得其中三昧。可以肯定的是，对于现在这样一个守望者的角色，他暂觉欣慰，并且“仍须努力”着。
三
1996年，Q独辟蹊径，专攻旧版图书，他飞往云南、桂林、上海，采购了几个车皮的旧版图书回来，把几个出版社的库存都淘空了。这种事情如果落在一个爱书淘书之人头上，一定高兴得屁颠屁颠；而对于那时前途未卜、不精商道的钱小华，只能在桂林机场，面对着窗外瓢泼的大雨，感慨万千，一个人的命运就像飘在了大雨中。看到这个细节的时候，一个捷克的幽灵突然徘徊在我的上空。1954年，在捷克布拉格的一个普通废纸回收站里，一个瘦弱单薄的中年人，开始用压力机处理废纸和书籍，他“把美丽的词句含在嘴里，嘬糖果似地嘬着，品烈酒似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直到那词句像酒精一样溶解在我的身体里”，每每看到他喜欢的书籍，就收起来打包带回去，晚上借着“一盏永恒的小油灯，每天我把思想注入这盏灯，是我劳动时不由自主地从书籍中，就是我装在皮包里带回家去地书籍中读到的思想”，而且自己开始不断构思写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陆续写作了《人们的对话》、《傍晚的布拉格》、《相会》、短篇小说集《线上云雀》，并以这段废纸回收站的经历为题材，创作了一生最重要的代表作《过于喧嚣的孤独》。他就是赫拉巴尔，一颗捷克“底层的珍珠”。赫拉巴尔在废纸回收站与Q采购旧书有几分的相似，两个人在选择与书为伍的同时，分道扬镳，一个搞创作，一个搞书店，两个人处于一本书生命的不同阶段，赫拉巴尔孕育了它，而Q壮大了它。我无意继续这种略显牵强而且庸俗的比较，我感兴趣的是，赫拉巴尔形容自己的这段经历为“过于喧嚣的孤独”，而Q也说：“我很孤独。”一个是来自苦难深重的民族，一个是命运多舛的爱书之人，在文字与思想之中，都找到了心灵归宿，而这样一种归宿注定是孤独的。支撑这样一种孤独的，或许只有钱小华所说的“燃烧不尽的信念”。Q说他是一个“受痛苦鞭打的人”，“一个受难者，为苦难而生”，苦难往往造就人的孤独，早年事业、感情的失败，使得他越发孤独，“不太合群”，图书销售需要他出面与人洽谈，虽然他尚可以应付自如，可我依然可以看出他在人群中的孤独。他的语速不快，尽力找些大众的话题保持气氛的融洽，在不同话题的间隙，他会微微伸伸腰，然后突然会迸出一个话头。有时候，他会长久地盘绕着一个问题，翻来覆去，内心的感情流露无遗，艳羡、忧虑、不屑，甚至希望可以感染你的情绪，获得在座的认同。孤独的人，一旦爆发，往往会表现出超乎常人的执着坚韧。“一个人孤独的时候，他的内心是强大的。”还是Q。
米兰·昆德拉，又是一个捷克人。1989年，Q还在上大学，为了买昆德拉的《为了告别的聚会》和《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他在一家新华书店门前排了几十米的长队。那是一个文学青年的盛世，如我这样年轻的晚辈，已经无法体会那一代对文学近乎疯狂的青年排长队，最后终于购到心仪的书籍时，是怎样的一份心情。可以说，那个年代对文学的狂热，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其中包括Q。在avant-courier书店历史长廊的尽头，是Q与昆德拉作品译者许钧教授的合影。这个流亡作家的作品里有深重的苦难和乡愁感，像皑皑大雪一般，正好覆盖了Q的一生——苦难与乡愁。我很疑惑，Q的故乡金坛地处江苏南部，故乡咫尺，他的乡愁来自何处？Q不愿意深谈那一段敏感的逃亡岁月，可是，这段经历显然已经深深烙在了他的心灵，就像昆德拉流亡法国一样，两个人的骨子里都镌刻着略为悲壮的乡愁情结。
四
给一个人定性本来就是一个困难敏感的问题，搞不好会弄巧成拙，贻笑大方。Q是一个书商，治理名言是“没有疲软的市场，只有疲软的人”，而且讲求一个“仁”字，颇有儒商的气质；他有点知识分子的秉性，疾恶如仇，忧国忧民；他喜欢散文，自己也写散文，他说自己有本书就要出版了。他说自己是一个“受痛苦鞭打的人”，并且，将继续经受痛苦的鞭打。“我是一个寂寞的守灵人，终其一生，为着一种理想在守护”，或许，重要的不是做什么，而是为什么活着。
PS：我和Q只是见面之交，只是出于兴趣，以及自己闲来无事就涂鸦的嗜好，就轻率描摹了他，有些文字可能会有所悖离事实，希望没有冒犯他。
（原200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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