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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23 | 奥地利：伯恩哈德的冷笑（上）
by Ruth Franklin
1.
一九八八年，为了纪念五十年前希特勒吞并了奥地利，托马斯·伯恩哈德受托创作了一部新的戏剧。伯恩哈德已经创作了十一部小说，二十多部剧本，在这个国家以最有争议的战后作家，而享有盛誉；他的作品对奥地利纳粹遗毒的嘲讽与哀悼进行轮番炮轰，甚至曾大大咧咧地把一堆肥料搬上了舞台，以表心迹。最初，他拒绝参加此类的纪念，辛辣地讽刺说，在曾属于犹太人的所有商店展示写有“肃清犹太人”（Judenfrei）的标语，可能是更为恰当的表态。可是，一个创作了诸如《德国午餐桌》——在剧中，一起进餐的家庭成员发现他们的汤里有纳粹分子——的剧作家，是不会放过这样一次嘲讽奥地利的政治文化精英的大好机会的。“我一辈子都是一个惹是生非的人，”他曾经这么写到，“我不是那种让别人舒坦度日的人。”
伯恩哈德献给这个历史时机的诗剧，讽刺剧《英雄广场》在开幕式的前夜正式上演。这部剧本取名自维也纳的一个广场，一九三八年，欢呼雀跃的人潮在这里向希特勒致敬；那个广场也恰好位于奥地利最富盛名的戏剧建筑——城堡剧院的对面，这部剧本就在这里上演。戏剧围绕着一个奥地利犹太人的自杀而展开情节，二战中他逃亡海外，后回到维也纳，却震惊地发现反犹浪潮依然在这个国家盛嚣尘上。新闻界曝光了剧本原稿，其中包括“眼下纳粹分子横行维也纳/多过三八年”这样的诗句之后，右翼的政治分子，包括耶尔格·海德尔（注1），叫嚣着要把导演驱逐出维也纳。据伯恩哈德的传记作者吉塔•奥涅格所述，戏剧落幕之际，一阵夹杂着“呼声、嘘声、掌声和口哨声”的“不和谐喝彩”持续达四十五分钟之久。
充满恶意的反响甚至让好战的伯恩哈德惊诧不已。他的一些朋友认为，这个小事件加速了他的死亡，三个月之后，在“辅助自杀”的帮助下，他结束了五十八年的人生。（从十多岁开始，他就一直饱受肺病的困扰，最后十年是在不间断的医嘱之下度过的。）不过，他还是成功地留下了遗言。在死后不久就公布的遗嘱中，他不允许在他死后的七十年，在它们的版权保护期内，在奥地利出版、演出，甚至朗诵他的作品，“包括书信和片断”。“我明白无误地强调，我不想与奥地利国有任何的瓜葛，我永久地抵制在此方面的任何干涉或者任何建议。”他宣布说。
伯恩哈德对可悲地不能赏识他的祖国的憎恶，当然也巧妙地公共界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出版商和剧场主管会荒谬到绕过这道禁令：维也纳艺术节雇用了车队，穿行了六十公里，越过国境，在布拉迪斯拉发上演了他的一部戏剧时，就不可避免引发了一场诉讼风潮。不过，你可以把这看作是一个讽刺作家的美丽恶作剧，用W.G.西波德（注2）的话来说，就是他“在世界的癫狂与理性的需求的困境中”，找到了一种黑色幽默。西波德接着说：“当读者对呈现在他面前的素材没有感到哄然大笑的冲动的时候，那么，在作品情节的背后，它就失去了更为响亮的回音。”
2．
过去的一年见证了伯恩哈德最早期的两部作品英文版的首版。迈克尔·霍夫曼翻译了它的第一部小说《严寒》，该书出版于一九六三年；詹姆斯·里德尔翻译了他的一部诗集《在死亡时刻/在月亮的冷漠之下》，收录的诗歌追溯至一九五七年。纵观伯恩哈德生涯的前后，可以窥见他最具个性的特点：非同一般的专一。从哲理上来看，伯恩哈德在二十多岁的写作与他相当晚期的小说没有什么差异。他少年时代的辛酸生涯，很可能种下了他极端悲观的世界观的因子——对无情世界的无情抨击，对人际关系的缺乏信任，对审美极至的狂热追求。他生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九日，一个面向未婚母亲的荷兰人诊所里。他的母亲在显然是被强暴而怀孕之前，一直在荷兰工作。他的父亲，来自德国的木匠和小流氓，从来就不想认他，身为小孩子的伯恩哈德不得不去验血以确定父子关系，其耻大辱总是挥之不去。不久，他就被送往萨尔茨堡，由其祖母抚养。他的祖父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田园小说家，伯恩哈德视其为偶像。他记得他们一起散步，他的祖父会即兴就自然与哲学侃侃而谈，这是“他受到的仅有的益教”。这种牧歌生活在伯恩哈德六岁那年戛然而止；他母亲结婚了，举家迁往国境另一边的德国。
最好地记叙了伯恩哈德早年生活的，如果勉强称得上是最可信的，就是他在一九七五至一九八二年之间出版的五卷本自传。（它的英文版集于一卷，冠名《收拾旧痕》，由戴维·麦克林托克翻译。）伯恩哈德把这部书形容为“由成百成千个记忆中的生活碎片组装而成”，收入了一些他最值得留念也最恼人的作品，以及另一些他最黑色的幽默。伯恩哈德长期尿床，当他的母亲把污迹斑斑的床单挂出来给邻居们看时，他觉得是莫大的羞辱。在学校，他甚至更为可怜：作为饱受欺凌的弱小，他特别痛恨被迫加入了“德国少年团”，“希特勒青年团”的下级分支，它的活动就是“无休止地唱着相同的愚蠢歌曲，沿着相同的街道大吼大叫着游行，听得我头晕脑胀”。八岁的时候，一个社工安排把他送到了一个专为“不良适应儿童”而设的家庭，在那里，他被隔离，被禁食；他唯一的朋友是一个受到同等虐待，手脚扭曲变形的男孩。
一九四三年，伯恩哈德十二岁，他被送往萨尔茨堡的一所学校，住在一间“肮脏、臭气熏天的宿舍”——官方说法是“国家社会主义儿童之家”——由一个“正牌纳粹”管理。不久，每天都要进行空袭演习，伯恩哈德目睹许多人在防空洞里昏厥，慢慢死去。“大街上到处都是碎玻璃和碎石子，”他写到，“空气中裹挟着战争全面爆发的特殊气味。”
“一朵巨大的尘埃云飘浮在毁弃的大教堂的上空，圆屋顶裂开了一个巨大的，与自身一般大小的伤口。从斯拉姆氏店（一家服装店）的拐角望过去，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圆屋顶上的宏伟的壁画，它们过去装饰了屋顶的墙壁，现在则衬托了被野蛮毁灭的巨大伤口，在黄昏落日的余晖中，残余的部分在纯洁湛蓝的天空的背景下，显得是那么的突兀。就好像是在这座统治着这个城市底层的巨楼的背部撕开了一个口，血从可怕的伤口汩汩流出……去格斯塔腾戈塞的路上，我在伯格斯彭塔教堂前面的人行道上，踩到地上一个软绵绵的东西。第一眼我以为是一个洋娃娃的手臂，我的同伴们也是这么以为的，可是，实际上那是一只小孩子的断臂。正是对这只小孩手臂的一瞥，一下子突然把美国轰炸机发动的第一波袭击，从感情上，一种直到那时为止都秉持的感情——在当时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我的身上引发狂热骚动的感情——蜕变为了一种残忍，一场暴行。”
战后，天主教牧师取代了纳粹分子，管理这所学校，但是，伯恩哈德依然把学校看作是“一台切断我思想的机器”。十五岁，他就从学校退学，在城外一个偏僻潦倒的居民区的一家杂货铺当了学徒。比较于他在学校的悲惨境况，伯恩哈德对他的工作极为自豪；他似乎有一套应付顾客的小窍门，尤其是很喜欢他们谈话时的坦诚、活力四溢，这有助于他以后散漫不羁的写作风格的形成。在他的喜好音乐的雇主的鼓励下，伯恩哈德开始跟着一个歌剧演员上歌唱课程；很显然，他在这方面很有天赋。可是，一九四九年的冬季，在与流感周旋了一阵之后，他因为肺部感染被收容进了医院。这是长达一生的慢性病魔的肇始。在自传的第四卷“呼吸：一种抉择”中，他描述了一个在一定程度上几乎是等待死神驾临的悲恸之夜：
“每半个小时，就有一个护士过来，掐掐我的手臂，然后又放下去。她可能对我床铺前面的那只床上的手也如法炮制，他在浴室呆的时间越来越长。她每次来的间隔越来越短。在某个时刻，几个穿灰衣服的人就抬着一副密封的镀锌棺材，进入浴室。他们挪开棺盖，把一个裸尸放进去，然后盖上。我意识到，他们抬着从我面前走过，躺在密封的镀锌棺材里的那个人，就是那个睡在我前面床铺上的人。现在，护士过来，只是掐掐我的手臂，看她是否还可以感觉得到脉搏。突然，排列成一线的湿淋淋的洗涤过的衣物从浴室横穿过来，正好落在我上方头顶的部位。只要再几英尺，它就盖住了我的脸，闷死我。那个护士进来，抓住洗涤过的衣物，扔到了浴盆旁边的椅子上。然后她掐了掐我的手臂。整个晚上，她穿梭于每个房间，掐掐人的手臂，把把他们的脉搏。她开始卸床，那个刚刚死过人的床铺。她把床单扔在地板上，然后又掐掐我的手臂，好像在等着我死去。接着，她俯下身子，收起床单，抱着它们出去了。现在，我想活着。”
在痊愈过程中，他又得了肺结核。自传的最后一卷充斥着让人毛骨悚然的对他的治疗——其中包括一次拙劣的手术，他的医生损伤了他完好的那个肺——以及接下来住在格拉芬霍夫疗养院的叙述。然而，他后来告诉一个采访者：“当身体发病的时候，思想却得到出乎意料的升华。”他住院时，他的祖父逝世了，留给他一台打字机。伯恩哈德从他祖父的书架上的藏书开始，第一次阅读文学：莎士比亚，歌德，陀斯妥耶夫斯基。他也有系统地以儿时记忆为素材开始写作，“收拾”关于自己往昔的“旧痕”，做了无数张小纸片的笔记。“我现在已经掌握了自己写作的方式，”他写到，“属于我自己的讽刺风格，我的与众不同的刻薄形式，我自己特有的品味。”
住在格拉芬霍夫期间，伯恩哈德出版了他第一个短篇小说，一个献给他祖父的故事。他（不遵医嘱）离开医院后，为一家萨尔茨堡的报社当文化记者和法庭记者，接着去萨尔茨堡莫扎特艺术研究院学习表演。一九五七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Auf der Erde und in der Hölle”（《在地球与地狱里》），另外两部也很快接着出版了。过去，评论家都倾向于认为伯恩哈德的诗歌是一时好奇之作，给人的第一感觉似乎与他后来的作品毫无关联之处。在“In Hora Mortis”（“在死亡时刻”的拉丁文）的组诗中，诗人悲凄地向沉默的上帝抱怨他的不幸，显得特别的不谐调。可是，他痴恋文学的种子已经开始萌芽；《在月亮的冷漠之下》里的诗歌描绘了一副凄凉的颓废风景，其中花儿“在血泊中绽放”，“眼泪飘荡/在风中”。同样，伯恩哈德刻苦严谨地推敲诗句，使之精练：英格里德•伯拉乌，他从莫扎特艺术院开始就认识的一个朋友，记得听到他对着录像机朗读他的诗歌，反复地洗掉，再录制自己的朗读，直到找到他想要的精确的音调和节奏。
伯恩哈德成为一个小说家的滥觞看起来几乎是一个意外。他的第四本诗集，名为《严寒》，被他的出版商退了回来。随之，伯恩哈德隐居写作，七个星期之后，带着他的第一部小说的草稿回来了，小说同样名为《严寒》。它由一个被派去完成一项不寻常任务的无名医学徒的笔记构成：他必须观察并报告老画匠斯特劳斯的一举一动，同时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和意图。斯特劳斯是个古怪的离群索居者，一直住在山里的一个小客栈里，这个学徒也在那里住了下来；他很快就讨得了老人的欢心，每天和他一起远足旅行。
这个学徒盯梢的意图不明显；他发给诊所的信从来没有得到过回音。可是，每天对一个人习惯与语言等琐碎小事的记载，恰恰反应了他在疗养院期间精神上所展开的笔记之旅。这个学徒实质上是在学习怎样成为一个作家。最初，他忠于实际，记下斯特劳斯“说话吐字时是怎样如老年人那般唾沫横飞”，如实记录这个画匠絮絮叨叨地谈自己暧昧不清的哲学思考，却承认自己对此懵懂无知。然而，当这个学徒深入他的目标的深刻的厌世之态时——斯特劳斯毁掉了“暗示着我是毫无价值的永久伤疤”的所有油画，而迷恋于自杀——他渐渐“感觉到了他驰骋于哲理思考之痼疾的传染力”。就他而言，他总是不知何故地现身其中，否则，就不可能透过他的语言来重塑一个画匠的角色。
斯特劳斯引用帕斯卡尔之言：“我们的本性即运动，彻底的停滞即死亡。”这部小说中对停滞的隐喻就是不断肆虐的“冷酷的严寒”，它最后将覆盖一切。书中的景象穿插着诸多痛苦的痕迹；正如伯恩哈德在萨尔茨堡重建的街道上依然可以闻到尸体腐烂的味道，战争“恐怖的痕迹”在山谷里依然阴魂不散，偶尔冲击着他们穿越大雪之途。斯特劳斯把这副景象描述为“丑陋的，险恶的，和充满着邪恶记忆碎片的，一副可以将人肢解的景象”。小说的结尾，这个画匠消失在了大雪里，既是故事的结局，亦具有象征意义：他走失了，对他的搜寻因为暴风雪的降临而不得不放弃。我们可以假定是自杀。“寒冷慢慢吞噬着，进入我大脑的中央，”他这么跟学徒说。
（原2006-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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